极权之渴——为极权主义所做的辩护

# 极权之渴——为极权主义所做的辩护 > “许多作家想象从来不曾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实际如何生活和应当如何生活这两者有天壤之别。为了研究事情应当怎么做而无视事情实际上怎么做，这样的人救不了自己，只会自取灭亡。凡事标榜仁义道德的人，一旦置身鸡鸣狗盗之徒当中，到头来一定惹祸上身。所以说，身为君主如果要存活下去，一定要学会不当滥好人，还得看实际的情况决定是不是要把这方面的体认应用出来。因此，我这就撇下跟凭空想象的君主有关的话题，只讨论现实世界的君主。”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说的好，这也是我的座右铭，“因此，我这就撇下跟凭空想象的君主有关的话题，只讨论现实世界的君主。”马基雅维利将这句话放在了《君主论》的70%进度左右，这无疑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在我看来，他应该在全书的开头就写下这句名言。这从语义学上讲是一句承上启下的段落，而在我看来，这句话实际上没有承接任何的上文，因为马基雅维利主义从来不讨论凭空想象的君主。 马基雅维利确实开创了一个人类思想的先河，因为他第一次讲政治从实然拉到了应然，并从现实性的角度对其进行辩护。他所传授的不是教一名君主如何行德性政治，而是如何更好的统治，其统治的基础是非道德和目的论的。这对于一名实际的统治者而言是用处巨大的，至少马基雅维利会贴心地告诉每一位统治者，无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第一要紧的便是抛弃所有政治道德，包括那些所谓国父们秉承的道德，至少不真信他，然后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对民主国家而言，秘密处决前任领袖或者政党是一笔不划算的交易，因为民主国家的“制胜联盟”较大，因此更加的透明（当我们说交易时，神圣性就被立刻解构了）。对于较小的独裁国家而言，处决大于监禁，对于较大尤其是较国际化的独裁国家而言，监禁比处决更加有帮助，而这仅仅是因为他们需要与国际上的其它领导人进行政治交易。比如如果一个较大的独裁国家处决了一个反对者，而一个民主国家领袖并没有对其进行象征性制裁，那么对于民主国家领袖而言这是不可欲的，或者说民主国家的领袖用这种方法出卖了一部分国家的经济利益并换来了选票。其带来的经济后果可以由之后的国家领导人填补上，何乐而不为呢？更多信息请参见《独裁者手册》中的精彩论述。 或许辩护本身就与某种权力相关的事物是矛盾的，因为辩护自古至今只能为某种真理进行辩护，而权力似乎永远是在真理的对立面的。在同一性哲学中，真理永远是在与权力的斗争中得以自我展开的，而辩护归根到底是为展开路径中的每一个阶段的现实性的一个观念性反映。国家哲学家是令人厌烦的意识形态家。因此，我所做的辩护是另一种手段性辩护，也就是为了实现不可避免和阻挡的目的的到来所做的极权作为一种手段的辩护。马克思已经对此做出过辩护，他的唯物辩证法作为一种将人视为历史的必然性展开的手段的观点，将无产阶级政党的合理性嫁接在历史必然性的展开上。有关人的手段性的正当性的问题造成了20世纪著名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争论，这里不再展开。至少以我的理解，马克思认为，为了实现一个历史必然达到的终点，对自由的侵犯是必要的，这一点被集中体现到了列宁主义政党的原则当中，尤其是在钳制批评自由这一方面。 马基雅维利正确地指出了君主对于现实统治的一种适应，并将社会视为了一个负反馈控制系统。对于统治者而言，负反馈控制系统自身所服务的目的的合法性是未经也不应该经过他审视的，他所做的只有不择手段的统治，正如在上文所说的独裁国家和民主国家的互动中，一切都以统治者的政治贸易为根基，没有任何道德性可言。因而国家的互动在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而言仅仅是两个负反馈控制系统之间所做的一次交换：系统A拉取了系统B的一部分使其朝向稳态的方向前进，反之亦然。 然而，无论君主如何不愿意提及，无论如何在内心否定其道德性，都不可避免地遇到统治的外部性问题。也就是说，留给统治者的控制系统的操作空间所受的变量必然是外在于操作空间自身的，因而是君主无法控制的，否则将会出现自相矛盾。这种外在的规定性不光使得统治的结构出现规律，还进而直接威胁着统治行为自身的存在性。虽然这个问题或许君主不曾思考，或曾思考过但已然将他外在化成为了宣传口号，但却客观存在：统治维护的客体是什么？统治所客观维护的客体自身的运动和发展规律便成为了外在于操作空间的变量。 如果我们深入研究或者哪怕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任何肤浅的认识的话，我们便会知道可变资本-不变资本的经典关系以及M-C-M的循环。他们都代表着资本存在着一种再生产的属性，这种属性被尼克·兰德在《时空复杂性·穿过上海的无序回路》中描述为一种时空错乱，并被拿来与电影Looper中通过时空穿梭所获得的无数根金条做类比。是啊，当生产资料脱离了土地，脱离了自然，成为了一种异于劳动力的存在，生产资料自身的外在物理性桎梏便被打破了，便走向了加速的道路。 回到之前的问题，统治所维护的客体是什么？我们可以进行这样简单的推理，既然统治维护的是社会的稳定性也就是俗称的维稳，而社会必然又依赖纯粹的生产和劳动，那么统治维护的客体便是维护这一生产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消费，他是一个纯粹的积累的过程，其自身永远在谋求着增长，增长自身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再增长，人类（包括消费者在内）只是这一过程的手段。这一依靠其自身规律的来自未来的加速着的资本侵犯了我们当下，改造了我们的思维，不光改造了资本家的思维，将他们的人格塑造成了对增长的渴望，也改造了无产者的思维，让他们接受疯狂的劳动和奋斗，直到自己被淘汰都带着笑容。一切的一切都在为着未来而铺路。 因而，统治者所维护的政治制度从客观上讲其自身是逐步走向加速的，并接近着最终的高度秩序化的结局。来自遥远的未来的智能正改造着此刻的生产关系的两端的思维。不光如此，他还调控着上文所说的控制的外部性决定变量，使得统治者所可以发挥“能动性”以得到的行为最优解逐渐地符合其加速性的意志。因而便诞生了伟大的改革开放。这一来自遥远的未来的神圣力量将中国视为了最先可以进入加速状态的区域，只因其政治和道德性已经在加速之前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进入了狂热和极端病态的范围，但由于其缺乏民主，从而可以更快地摆脱民主制度带来的控制和熵增。因而我们看到了拔地而起的陆家嘴、东方明珠塔、金茂大厦。“它（上海）通过对未来神话的精妙探索，令东西方观众为之着迷。在最表层的表现上，它以霓虹般的迷幻色彩在人们心智的边缘留下痕迹，呈现出一种模糊却无法摆脱的命运感。至于它最终会变成什么，仍有待揭晓。”换句话说，这一来自遥远未来的智能调控了留给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控制的外部变量以催生了改革开放中经济的进步和政治的保守。这具有着一种历史上的必然性。 会陷入停滞吗？不会，借来自遥远的未来的神明之手，加速的力量已经在暗流中涌动着，使用技术来进行统治和被统治的欲望已经渐渐深入人心，我们的思维正在被未来改写。这一思维逐步使得客观上国家变得更加高效，对对社会无意义的人口占比越来越少（他可能只是人口数量的减少和自动化程度的增加，屠杀和灭绝营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之一，但他对社会控制太不利了），国家也从一个由女人和僵尸统治的臃肿的建制变成一个由男人、企业家和优等人统治的公司。并最终冲向那来临的非人技术奇点，人类文明最终将会只剩最后一撮最优等的人，神明和新的物种将会显现，最后的人将会被献祭，人类的使命就此终结。新中国(Neo-China)将从未来抵达 到此，我也完成了我对于极权主义的辩护，一种技术极权主义所依赖的合理性并非源自统治者的主体性或者能动性，而是源自来自遥远未来的加速的技术资本。传统的极权主义是人本主义噩梦达到顶峰的情况，因为他是一种极致的负反馈循环，并且无孔不入。这种控制仿佛预设了君主是这一机器的中心，并完全忽略了外在于控制系统的动作空间的变量，这使得人的作用被抬升到了夸张的地步。我们已经在技术极权主义的道路上飙车了，他先从对外国移民的技术监视为起点（比如Palantir的ImmigrationOS，在未来或许会成为更加具有极权特性的神经读取器作为签证审查的方式），这是加速资本耀武扬威的体现，随后便是本国人，随后是全部的人类...当然，他们是同时的，最终的差异将会被拉齐。人类对此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