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真实与谣言

# 超真实与谣言——一则对于回声室作为一种控制系统的报告 我们首先必须明确，人是一个控制系统，因此人的思想是控制系统的一个状态，因而它也可以被外界的经验所调制。所谓驭人术，便是找到人的系统状态或者人的系统的行为输出相对于输入的偏导数，从而找出哪一个经验输入的组合可以最大化使得人趋向于变成一个系统状态。 谣言是一种纯粹且空洞的符号机制，是一种纯粹的作为输入信号的表象，它在客观上（无论是不是有意的）都可以改变人的思想或者行为。反谣言依然是一种纯粹的符号输入表象。因此，从控制系统的角度上讲，谣言和真理没有任何不同。回声室和反回声室都是一种刺破皮肤和身体内外的反馈系统。从控制系统的设置者而言，真理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那偏导数，也就是这一套符号系统是否可以促使人做出这样或者那样的行为或改变其精神状态。 如果“AjdqwoQWDooqlq((2)1)”可以让人的心智更偏向共和党，那么它没有理由不出现在Truth Social上。为什么没有选“AjdqwoQWDooqlq((2)1)”呢？因为人的输出行为“投票选择共和党”相对于输入“AjdqwoQWDooqlq((2)1)”而言的偏导数要小于“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号。这无疑是对任何真理系统的解构。 它可以被重构为这样子的形式：人们被接入了一种神经义体，接入了犁鼻器义体（犁鼻器是一种辅助嗅觉感觉器官，位于多数四足动物的鼻腔底部或硬腭上方。它的核心功能是专门接收非挥发性化学信号，尤其是信息素。人类已退化犁鼻器，它被重构为另一种形式），它的发挥作用和动物中的犁鼻器一样，只要看到到“AjdqwoQWDooqlq((2)1)”就会发了疯似的支持某个党派。这看起来有些赛博朋克，但是难道我们不是已经被装配了这种犁鼻器了吗？难道“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不是输入了一些特定阶层的人的犁鼻器中了吗？难道犁鼻器没有被融化进我们的大脑中吗？答案都是否定的，人不比动物更高级，他们都是生物控制系统，并且都是作为生物共同体的子控制系统而存在的。人的犁鼻器没有退化，人类犁鼻器的控制指南被写在了商鞅的驭民术、政治宣传指南、商业营销指南和《影响力》中。在《影响力》中，作者开篇便讲到了两个营销技巧，先给一个高价，然后再稍微降低价，这比先开低价要更容易让人做出消费的行为，也就是人类的购买行为的输出相对于两种信号输入的偏导数不同。因此输入犁鼻器神经义体的“AjdqwoQWDooqlq((2)1)”克苏鲁符号和《影响力》中的倡议没有本质区别。 未来已经播种到当下，不可想象的失控未来以人类安全系统的形式被重构到了当下。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出这样一个未来，in which所有人的耳朵上都被挂了个电子牌，它可以定位并收集号主的言论，而且扫描便可获取所有的职业记录信息。这听起来有点赛博朋克反乌托邦对吧？是的，失控的未来必然如此，然而他们被以一种新的形式重构到当下的身份认证系统和追踪系统中，并为人类所用。也就是说，他们服务的目的完全一样，只不过手段不同罢了。也就是说，两种方案所服务的目的是完全一样的，并且可以通过重构的方式将他们关联起来。目的可以正当化手段，既然实现的目的的效率一样，而给人耳朵上挂牌子和“检疫合格证明”将会有更大的“人权风险”（人权难道不只是筹码吗？），那么它的性价比就更低。仅此而已。 我们的社会还需要真理吗？我的答案是，真理与谣言具有相同的意义权重，立场先于事实，你所说的只是“替代事实”。 谣言的传播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控制形式，它是一种受制于晶体管算法的正反馈循环。信号的阻尼数据表现为传播的意向性。对于造谣机构而言，他们会加强这种谣言的传播，对于庸俗的人而言，谣言中刺激它犁鼻器去进行进一步传播的分量使得阻尼系数稍微小于1，这造成了网络效应和正反馈，即使其意愿性要小于专业的无需为自己言论负责的造谣机构，因为其失去了欲望的推波助澜。“为言论负责”本质不过只是一个增加阻尼系数的因子罢了。大屠杀可以被视为一场受控的失控事件。 谣言不会止于智者，它只会止于另一种共识和符号。“地球是球体”和“地球是平面”即都是谣言，也都是真理，并依赖正反馈的传播来进行再生产。事实核验机构只是传播了另一种谣言，造谣机构只是传播了另一种真理。 当然，不要忽略群众的传播力量，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明辨思考的能力，甚至当对现实（存疑）的解释与现实出现明显的不一致性时，基于恐惧这种欲望，也可以大大降低阻尼系数从而使得它爆发出来。举个例子，最近对于《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出现了许多“错误”解读，这些解读的“错误”程度甚至到了离谱的程度，以至于实际政策截图中的政策条例与解读的内容完全相悖。比如政策原文： “公职人员、军队人员等委托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违规办理外国国籍、境外永久居留资格、境外居留证件或者其他出境入境证件、手续的，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不得办理，并及时向监察机关等报告。” 被解读为“公职人员不得出境”。“违规”被造谣者阴险地删除了，这造成了恐慌。政策只是加大了打击力度但是没有加大打击范围。还有一些原本就是现状的例子被夸大了，原文：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依照本规定处超过5000元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由其所属的公安机关决定...本规定所称移民管理机构，是指国家移民管理部门和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 被解读为“县级机关就可以执行”。这与原文不符。而对“出不去”的恐慌的欲望使得传播的阻尼系数下降，并造成了正反馈，即使这不是故意的。 另一个例子比这个还要极端，甚至是无中生有。那就是2025年1月底到2月初，UCLA学生刘丽君因参与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被特朗普政府撤销学生签证并面临驱逐。事实上，依据事实核查机构和本人陈述，原视频源自2024年5月2日的UCLA清场行动，本人是美国本土的本科生，也不叫刘丽君，ICE声称没有信息支持属实。而被逮捕的学生是因为非法集会（违反了大学政策，阻断通道和干扰教学）被逮捕的，而不是支持恐怖主义。这样一场从头到尾的无中生有的谣言被炒作，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正反馈传播。他们对应了不同欲望：对于造谣机构而言，这样做可以抹黑中国留学生从而实现自己的目的；对于个人而言，他们为此感到恐惧，并“出于善意地”将他传播给了别人。而最重要的是，它从客观上的确造成了恐惧，这可以客观地让留学生变得老实和谨慎，从而维护政局稳定。 当人们接触到各式各样的谣言时，他们已经接入了这个反馈回路中，并成为赛博利亚网络的一个节点。即使他们没有接触到谣言，他们也被这样子进行评估：“如果我把谣言推送给这个节点，节点有多大的可能性会做出传播的动作？它的阻尼系数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