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阶段

# 现代化的阶段——结构的问题 现代性的形成依赖一个持续的过程。他不是一蹴而就的。现代性的基础源于前现代性，他脱胎于前现代性中所逐步积累出来的情势。这一切并非一个命定的过程，而是由无数偶然的事件相互交错而形成的一条运动轴。“现代化”本身乃是一个最明显的回溯性建构，他依赖无数偶然相遇的事件从而堆叠并随机产生。当我们说“现代化”时，我想我们指的是我们从无数偶然的事件中发现的规律。所谓规律，不过是前一种事件的产生使得后一种事件更容易产生，从而产生了一条在认识论而非本体上存在的因果链条罢了。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 个时间的阶段是特定偶然事件而产生的情势，这一情势不仅是一个被固化了的事物，同时还拥有着其它事件产生的条件。情势是多义的，也就是说一张温床中即有着其固定下来的必然会发生且不断在发生着的条件，又有着他难以预料的，外在于他的或内在于他的条件。一个全权接管所有可能性的超级帝国并非人类的现实，或者说这种帝国的想法已经过时。资本主义所实现的控制社会乃是一个宽容的社会，他将存在的多义性合并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这并不是传统左派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的无害化的过程，而是反多义化和全权控制对效率这一目标实现的无效性，而效率正是资本主义本身的目标。我们从社会主义的失败就可以看出来了。 因此，本文名为“现代化的阶段”，所指代的乃是这样的事情：在先前阶段的某个情势，规定了新的事件的抽象几何形状，从而使得否定性的事件与肯定性的条件虽然是对立的，但是前者却被无形地规定着模糊的形状。这种形状的调制使得现代化得以出现了一条通过回溯性建构才得以显现的因果链。本文的目的，便是如本雅明先生一般，回到旧物中，在旧物中回顾被夺走的光晕与历史。 现代化具有这样一种过程性的特征：政治的非道德化、货币的非国家化和系统的非人类化。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明显的分界线，说是什么前者是后者的条件，在19XX年，第一个阶段过渡到了第二个阶段或者第二个阶段忽然出现。相反，他们在多义性平面中同时出现又规定并调制着彼此的存在。假想的因果链条就是这样一种调制的历史性关系。或者说，在历史中找到一种潜流。 ## 政治的非道德化 这一阶段发生在多个古代的时间点中。理论与实践同时出现，没有交替，没有先后顺序。他表现为现实主义倾向。比如在商鞅的《商君书》中就这样写道：“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沿用旧的法度。如果能够使人民得到好处，就不遵循旧的礼制。是否遵循原来的法治源于多个现实主义的考量。旧有的事物并非依据神圣的目的去接受或者否定，而是依赖现实的目的去接受或者否定。商鞅确实提到了法令应为人民服务，而这归根到底是为了防止非议国君。任何现代人看到这种观点会立刻回想起自己曾经在企业、国家中遇到的以及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将员工视为手段和工具。任何防止低效的事物与情感留存的图腾都是反动的。进步与反动不在于任何所谓的人民与历史规律，而是高效与低效。这种高效和低效是非结构性的生产而言的。没有相对于公司的高效，只有相对于公司所服务的生产的高效。 凯撒大帝最出名的因成为终身独裁官而遭到元老院的遇刺事件也并非是因为元老院人士的共和主义政治理想，而是触动了共和派贵族的底线。换句话说，不是今天元老院的人刺杀凯撒，就是凯撒明天宣布将所有元老斩首。斯大林选择发动大清洗，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真的是为了心中的共产主义理想，消灭阶级敌人反动派吗？这并不是在鼓励这种以政治目的而进行清洗的行为，当然，也并非是别的原因。以政治目的进行现实主义操作的行为推不出来这是为了生产效率。民主制度是无数政党通过现实主义的方式，比如投票贿赂，帮助弱者（当然这只是为了获取选票），技术监管以在自身的决策矩阵中获得最优势地位。众所周知，依据博弈论，每一个博弈者的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带来不了全局的最优化。而民主制度的短时使得生产常常限于停滞。生产性实践的保障依赖的是公司独裁制甚至公司法西斯而非慵懒且不确定的股民大会。反正这已经是事实了，股民居然还真的以为花点钱就可以在精英中说上几句。带来全局最优化的是之后才会说到的“系统的非人化”。 对政治的非道德化最为激进的解读便是马基雅维利（同时还有霍布斯）的政治唯物主义解读了。在那个时代这样做是可怕的，因为那个时代人们处于一种普遍自虐竞赛当中，人们不断地阉割自己的欲望只意欲证明自己是那个被上帝选中的人。多么相似啊，相信民主意识形态的领导人需要不断地向选民和大规模的制胜联盟保证只意欲自己所处的党派是那个被人民选中的代表，而新反动主义则像马基雅维利对君主说的话那样给我们的已经在民主制度中成为僵尸的建制打一针加速剂。 政治的非道德化表现为对超越现实意义的彼岸的否定。他并非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产物，而是一个横穿人类历史的和所谓“理智与欲望”、“此岸与彼岸”有关的永恒话题。任何非圣战的战争都是政治的非道德化的产物。“上帝宽恕了无数以他的名义杀害无辜的暴君”这句话并不准确。准确的是，上帝作为一种超越性的存在曾经的确即正当化了特定的欲望，又压抑了特定的欲望，而当他成为现实性的奴仆时，他不仅正当化了特定的欲望，还正当化了所有的欲望，还使得人们在表象上压抑了特定的欲望。 直至今日这种超越性的事物依然普遍存在，只不过她早已成为现实的附庸，或者称为棋子和炮灰的兴奋剂。这种超越性的事物可以是人权、自由、国际秩序、反恐。就连人权都不过是政治斗争的筹码罢了。 后真相时代是这一情势中衍生出来的最佳的次级情势。因为他正式奠定了观点的多样性和对应的立场的多样性，将文本中的超越性幻想与背后的现实利益连接起来的最佳事物。这常常被与红药丸文化联系在一起。 ## 货币的非国家化 这个标题或许对于一些读者而言有些耳熟，他就是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货币的非国家化》这本书的标题。我在这里所讲的并非其经济学原理或者是论证，而是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