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景观

# 意识形态的景观 阿尔都塞在《论再生产》中提出了这个观点："意识形态存在于一些机构和这些机构的实践中。我们甚至恨不得更明确地说：意识形态存在于一些机器和这些机器的实践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此前才能够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每一套机器的物质配置中，在这些机器的实践中...正因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样进入了个人自身最深层的"意识"中，进入了他们最私密或最公开的"行为"中，所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才能够甚至在个人意识（职业良知、道德良知、做父亲的良知、做母亲的良知、宗教意识、政治意识、哲学意识等等）最"隐秘"的地方，保障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不仅是客观地存在于诸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他也主观地塑造了人的主体，并影响了人的实践。每一种意识形态都仅仅在机器的实践中才会产生作用，就像上帝这种意识形态在中世纪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就是教会，中的一次次实践，也就是一次次祷告中，才得以存在。阿尔都塞在这段文本中承认了两件事情：第一，意识形态是客观存在的他者；第二，意识形态是主观存在的信念。 在这里我们可以对阿尔都塞进行一番精英式的解读，因为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可能否认超越性的因素的存在，这种超越性的因素可以最早是在意识形态上的超越，正如"人们正是在意识形态中获得了阶级斗争的意识并将阶级斗争进行到底的"所说的一样。因而，阶级斗争总是从少部分精英的、超越的人士从现有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杀出一条血路，并通过党校的方式将这种新的清醒与思想传播给其它的尚未启蒙了的工人，才使得经济上的阶级斗争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一少部分革命专家需要比需要被唤醒的人民先走一步。是先走一步而不是两步，否则就是左倾冒进主义；是先走一步而不是后走一步或者齐平，否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10]。这种精英式的解读体现在这个方面上：突破性的因素首先被一少部分人发现，随后广而告之，即使面临审查。这种突破性的因素存在于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实践的主体对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否定当中，或者至少是对其存在的认识（哪怕是识别）当中。因而归根到底乃是主观上的意识形态与客观上的意识形态的一种分歧，而这归根到底乃是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承诺的现实与实际上的现实之间的分歧，或者干脆是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承诺的愿景的根本否定。也就是说，要么是肯定其所承认的现实（比如自由、平等），但是否定其实现的手段；要么是否定其所承认的目的（比如上帝），因而手段必然就不可能被以任何形式肯定下来了。 既然几乎不可能存在一个正经的资本主义政权以神启之类的目的作为政权合法性的基础，那么往往第二种情况才更加需要引起关注。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所承诺的实现现实的手段与实际之间的割裂。马克思主义者常说自由主义所承诺的目的是美好的，是人人平等的，但实际上却走错了路，由于其保护了私有制，所以他必然走向一条通往奴役之路。这种批判便是前一种对分歧的批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承诺的现实"往往并不是像自然科学中所说的那样，具有机械般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相反，自由主义为每一个人提供了一个看似合理的愿景，那就是通过创业成功，或者自己的努力成功，实现美国梦。这种成功并不是一个机械性的，而是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其中取决的因素并不单纯是努力的程度[^11]，而是一系列蕴含在市场中的已经或尚未被发现的需求和机会。而一旦这样说了，那么他几乎很难被证伪，因为一个人失败可以说是没有找到市场机会，成功则又说明自己的意识形态说的是对的。同样的判断标准用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身上也是一样的：工厂倒闭和工厂没倒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都可以做出一套辩证法和时间性的说明。 因而超越性的因素必须跳脱出现有的作为手段的意识形态的场域，并尝试提供另一种解释。这种解释的科学性源于它的抽象性和普遍性，但最重要的是对于先前意识形态的总体性的认识。因为只有认识到了先前诸多意识形态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并将各种抽象性视为一个文本的总体去研究，并据此进行推断分析，得到新的结论，新的抽象性和普遍性，才可以变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并获得超越性的因素。 这种超越性的因素在资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中，作为超越性或过去的超越性的因素，都遵循着这样子的认识论的规律。对于自由民主和人权、私有财产的认识正是约翰·洛克从神学的文本中得到的，也就是从普遍的、抽象的意识形态，也就是上帝与人民的诸多事件中进行推断，而总体性的获得也是对《圣经》的整体文本的认识：它不是对大卫大战歌莉娅，亚当偷吃禁果，或者是上帝分开红海这几个孤立的故事中得到的结论，**更不是从"微读圣经"中每日摘抄的几句话**所进行的认识，因为这些认识只能达到一些片面的结论，诸如教会的合理性以及"人必须敬仰上帝"之类的结论。相反，洛克将《圣经》视为了一个总体的任务去进行阅读，去对《圣经》中的意义进行重新阐释。同样的，马克思也的确地基于劳动价值论与阶级的总体性，发现了曾经的思想家的文本中总体的症候，也就是尚未言说的部分，才从中获得了超越性的因素。 这种总体性不仅仅是单个人的文本的总体性，而是整个意识形态的文本的总体性。这种意识形态的文本的总体性体现在世界型意识形态的总体性的认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信息封闭，世界型意识形态的总体性根本无法被认识到，人们只能阅读到少量的文本。 总体性总是获得超越性因素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因为一旦对文本的解读丧失了总体性，那么a）文本意义的适用条件将无法被通过文本中的其它部分被发现 b）文本中部分与部分之间的矛盾将无法被识别。比如，如果我说"他（上帝）是把世界赐予勤劳和理性之人利用（劳动让人取得对它的权利）的，不是赐予争吵好斗的贪婪成性或者胡思乱想之人的。拥有同已被人占有的东西一样好的东西可供利用之人，就不必抱怨，也不应干预他人已用劳动改进的东西，否则，就很明显，他想白白占有他人的劳动。"[^12]庸俗的人必然会将这仅仅的一句话解读为对于劳动的单纯鼓励，但一旦将这段文本与有关契约自由、雇佣自由的文本结合起来，以及以往一切的文本结合起来，并变成一种意识形态文本的总体，那么便会发现这样一种自相矛盾性：**如果上帝把世界赐予勤劳和理性之人使用，并且这句话被视为了真理，那么雇佣者为什么可以不需要亲自劳动，也仿佛获得了上帝所赐予并保证的财产权呢？**一旦这个问题被问了出来，那么文本的总体性将会受到挑战，因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也会受到挑战。 我们虽然拥有着一定的立场，但是绝对不能只把形式或结构上的批判方法只用于论敌，这样无疑是十分不理性的，即使他经常被辩论赛的双方使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拥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立场，并且利用总体性的认识论范式去剖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我们也必须接受被以同样的方式去剖析。也就是说，当我们去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立场时，我们必须将其与诸多曾经的文本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大的总体，才可以避免陷入片面化的情况。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马克思对于商品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剖析，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价值乃是凝结在商品里劳动而决定的，而价格则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这种想法若不与与其对立的主观价值论放在一起去研究，或者只研究主观价值论，那么不可能得到一个新的编码式的思想。也就是说，把这种总体性文本中的冲突视为获得新的知识的前提。比如，通过将两部分的文本视为一个总体，并对比双方的文本的问题或者"症候"，我们才能理解双方的合理性：一个从需求侧研究问题，一个从供应测的生产关系研究问题。 当我说文本的总体性的时候，我所指的乃是一种将无数文本扁平化的尝试。这种总体性可以避免我们陷入局部的意识形态。而之所以他要求这种总体性的源头文本需要是诸多意识形态的，因为单一意识形态的总体文本的解读虽然至少比单一意识形态的部分文本要可以获得更总体的知识，但如果按照我们之前的定义，任何意识形态都是内部互相肯定而非否定的，因此获得新的超越性与否定性的知识的方法还是多意识形态的文本总体比较好。 ### 客观思想与主观思想 客观思想就是客观地存在于诸多文本载体中的思想，是主观思想的凝结，他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实践。"意识形态能够以被当作"观念"载体的书面话语（书本）或口头话语（布道、讲课、演讲等等）的形式存在。但恰恰是人们就那些"观念"而形成的"观念"​，支配着那些话语中所发生的事情。"[^13]因而符号的载体总是客观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思想在时间上曾经存在过或正在存在着，即使他已经遭到烧毁或审查。即使一种客观思想从来没有被人得知或者遭到曲解，但他也是一种曾经实现了的思想，而非尚未实现了的潜能。简单地说，如果我们把一个人若给予无尽的寿命，因此它可以写出无穷多的符号组合的话，那么客观思想便是他已经表达出的观点和意识形态，而主观思想便是他依然存在于脑海中的观点和实践法则以及尚未被实践出来的法则。而时间与生命的有限性，亦即对表达，也就是客观化，的可能性的限制，使得尚未被完成的文本变成了一种遗憾。 相反，主观思想在认识主体的脑海中存在，他并不以符号的形式存在，因为符号只有在主观思想被实践成为客观思想时才可以存在。归根到底，主观思想是客观思想的潜能，而写作与表达则是对潜能的发挥与运用。 我们可以这样子分类，那就是一切可被言说和听见的事物，无论其是否真诚，是否可被听者重新解码为主观思想，都必然是客观思想。一切无论是否可以被言说，但只要他尚未被听见，或者只是由自己听见自己默念出的符号，那么都是主观思想。这种面向自我的默念所包含的信息比实际表达出来的客观思想要少得多，因为主观思想是客观思想的潜能。 客观思想虽然包含着意识形态的成分，但是他绝非是一个人或一个阶级依靠理性施展出来的驭民术。这是因为，纵然阶级利益有可能在主观思想客观化时被体现出来，比如部分地表达主体总体的思想，又或者使用一种刻意施加的洗脑术的作祟，或者干脆表达本身所依赖的客观思想残留就具有着意识形态的特性，而这种客观思想背后又嵌套着更深层次的权力，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将主观思想客观化这个过程中，亦即表达的过程中往往不能被视为一种刻意性的压迫。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他们才被视为一种刻意性的压迫，比如戈培尔的演讲或者中国古代的诸多思想。换句话说，马克思之所以将某一种思想都与阶级利益联系在一起，他指的是这种特殊的而非总体的客观思想在客观上造就了某一阶级的特权，而意识形态再生产通过将这种客观思想的一个片面，也就是一个部分，进行重复来使得阶级特权可以维持，这绝对不能被视为一种人身攻击的手段。 当我们讨论到客观思想背后的阶级利益时，我们往往讨论的不是思想家的阶级性的问题，而是一种被用于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思想所实际服务的利益。也就是说，我们所询问的乃是将客观思想中的一个部分进行**重新言说并转换为实践指南**的过程。当我们指责亚里士多德象征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时，我们实际上指的乃是亚里士多德所言说的客观思想在客观上服务了奴隶主阶级，并且的确被奴隶主义下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了意识形态再生产。而亚里士多德所言说的思想来源的确是他个人主观上获取的经验，比如"奴隶缺乏理性"，他进行再言说的过程的确具有真诚性，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尝试为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而去做的说客。我们所批判的实际上是亚里士多德所在的时代的诸多客观思想以及塑造亚里士多德的主观思想的客观思想，以及那个时代的被再生产的主流意识形态服务了某个阶级的利益。我们批判的是思想本身而不是思想的提出者，或者说，我们批判的是思想所服务的实践以及面向主体进行实践，使得人的主观思想变得客观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 思想的景观 继承自上述有关客观思想的研究，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a）客观思想在被重新表达成客观思想时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再生产；b）重新表达的过程符合社会结构的利益也就是社会的合目的性；c）被重新表达的客观思想必然是部分的而非总体的。这三条结论仅仅是一个趋势性的问题，因为重新表达的过程包含了一个微弱闪耀的主体性。至少我们可以把书籍烧毁、删减、洗脑演讲视为一个有意识地重新表达的过程。 这种重新表达的过程既然符合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客观规律，那么既然我们已经认定，意识形态再生产是使得生产关系和社会秩序得以存续，进而使得**生产关系中的剥削地位得以存续**的话，而剥削者在主观上又在进行着刻意地思想景观的塑造，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去认为这种景观的塑造即是一个由剥削阶级所造就的有意识的结果，也是一个无意识的结果，而剥削阶级尝试去使得这个条件得以客观存在，这个条件便是使得意识形态得以再生产的条件。 当然，这样子说绝对不是尝试对主体的一种扩大，因为我们上文已经指出，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过程和意识形态自身的规定绝非是由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理性所刻意设计出来的。相反，我只是想说：a）思想的景观的塑造**因为**有利于维持生产秩序的塑造，进而有利于维护生产关系这一归根到底是剥削关系的存续，**所以**剥削阶级有很大的倾向去使得思想的景观被塑造出来，具体实现的方法可以是直接的，比如直接的审查制度、煽动性演讲，也可以是间接的，比如创立一个景观的载体平台，比如YouTube、抖音、电视、新闻。b）我们只是考虑一种思想的景观性或者一种无论是不是景观的思想在客观上维护了生产关系，而并不是他们被主观地如何去使用。这种在客观上对生产关系的维护表现为一种实际上的存在：它在那里，它拥有内在的矛盾，一旦他得以实践，就在客观上维护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政权的合法性的基础便是这种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而政权自身就是他的实践。 思想的总体具有着内在的否定性，也就是它自身矛盾重重，总体中的各个部分可以被用来相互否定，但思想的片面，亦即思想的景观只具有着肯定性，因为他总是可以被部分地摘取。比如，埃隆·马斯克曾经在2025年中旬的一篇推特上这样引用了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的话："当一个国家法律越多的时候，他就越濒临腐败和崩溃"。如果我们不把西塞罗的思想放在一个总体的范围下去思考，而只是做马斯克的追随者，那么我们只是将马斯克曾经对于科技加速与黑暗启蒙的意识形态的论述与这一篇帖子相互论证、同意、肯定了起来，因而这是一种肯定性的业务：马斯克从思想的总体中摘出了西塞罗的一部分，又摘出了科幻小说家的一部分，将他们脱离思想家自身的语境，成为纯粹的符号（比如"越是...越是..."、"如果...那么..."，如同咒语一般），那么就可以进行言说者这个主体体系下的自我肯定和循环论证了。 这种对思想的总体的摘取以搭建的景观的行为取消了景观的历史性，即使摘取的对象可以被承认具有着形而上的真理**或**"历史局限性"。如果是前者，那么上述的摘取的过程是直接可见的，如果是后者，虽然它从一个历史性的角度去进行研究，因而不可能直接将摘取的对象用于肯定自身并形成相互自我肯定的体系，但是它将历史进程视为了一个形而上的体系，因而**摘取的具有历史局限性的对象只是辅佐这个静态的动态流得以确立自身永恒合法性的工具**，亦即是维护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当然，前者和后者具有另外一个层次上的相似性，亦即他们的内在肯定性都是排他性的。也就是说，前者扬弃和批判被排斥的形而上的词语，并维护和摘取自身体系的词语并肯定它的时空有效性，而后者对一切历史上的话语都进行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辩证态度，在肯定同时还排斥着，但他们不肯定自己当前状态下所承认的理论是形而上的，他们懂得"实事求是"，也就是"依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道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却在关键问题上保存着辩证问题、路线问题的官僚独断性，这种独断性体现在辩证法自身所内在拥有的主权决断性，这尤其体现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上。显然，前者就是我们熟知的自由主义者的实践层面上的意识形态，后者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层面上的意识形态。 自由主义的基于批判的进步主义都体现在马尔库塞的这段话中："如果发达社会正在扩展的合理性倾向于把时间和记忆的动乱因素当作'非理性残余'来清除，那么它也势必会清除包含在这种非理性残余中的动乱的合理性"[^14].也就是说，这在时间上的对于过去历史上的动乱的全盘否定使得过往的一切都被视为不理性的、反动的，因而起到的排他以保证主权的作用。在这一点上，虽然马克思主义者所强调的辩证法的决断依旧是排他的，但至少他们不会用全盘否定历史的方式来维护意识形态主权，而是辩证法自身所需求的决断性来维护。 在论证了思想的景观的结构功能，亦即论证了它得以产生的合理性以及它得以得到再生产，亦即被剥削阶级实践的合理性后，我们必须进行下一步的论证：思想的景观是如何使得被剥削阶级屈服的。这里必须首先澄清一点，那就是被剥削阶级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并不是被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说，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如何让被统治阶级信服的。因为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客观上维护着反抗在当下特定的被最终给定的生产关系的剥削的力量，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客观上则相反。 因此，我们的问题是，在客观上维护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如何作为一个反超越性的因素而发挥功能的？既然这一部分的名称是"思想的景观"，那么我们所着重研究的是被景观化的特殊思想是如何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的，而不是一般的思想是如何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的。前者我称为是意识形态的特殊规律，后者我成为是意识形态的一般规律。这个问题归根到底，实际上就是：**思想的景观是如何比思想的总体更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的？** 一般规律寓于特殊规律之中，亦即普遍共性只能通过具体个性体现出来，而特殊规律也离不开一般规律的制约，亦即任何具体事物都受所属领域普遍规律支配。特殊和一般规律拥有着辩证的关系，我们先认识具体事物的特殊规律，并概括出一般规律，再用一般规律的指导去认识新的事物的规律。而在我在中学生哲学大会中发表的《意识形态的量化分析：基于自注意力机制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中，我已经为从意识形态的特殊规律到意识形态的一般规律的这个过程做了一个描绘，并找到了意识形态的一般规律，那么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进行一次重新的研究了。这个意识形态的一般规律也就是我上述的有关意识形态如何发挥功能所提出的问题的解释。这个一般规律就是，意识形态依赖词语之间被直观的。 [^10]: 参考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所说的："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我 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 当着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 那是右倾机会主义。" [^11]: 一些人的批判走错了路子，错误地将"只要你努力，你就能成功，你不够成功是因为你不够努力"视为了批判自由主义的靶子。但事实上，新自由主义从来没有做出这样子的承诺，因为他们承认市场机制的作用：一个人如果努力的方向是生产对社会无用的产品，无论他是资本家还是工人，无论如何努力，无论一个资本家先生是否为自己的事业累弯了腰，都不可能成功。相反，那种把努力与成功绑定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的观点，因为他假设成功（如果就等同于赚钱的话）具有一组特定的路径，而努力就是在这条单向度的路径上所做的功。 [^12]: 约翰·洛克，《政府论》 [^13]: 阿尔都塞《论再生产》 [^14]: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p80